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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界有这样一个“老头儿”，文章里经常充斥着人间烟火的味道，我真正认识他的“可爱”，就是从一本《生活是很好玩的》开始，后来又读了老人的《人间种种清香，好想尝尝》更是喜欢，他就是“现代玩家与写家”——汪曾祺先生，今年也正是汪老先生诞辰周年。
01人间小厨
看汪老的文章浅显易懂，处处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尤其是在厨艺方面，他改良发明了很多菜式，用的也不过是马铃薯、韭菜花、苦瓜、鸭蛋、咸菜、萝卜、扁豆等。
来北京前，汪老没熟吃过小萝卜。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让汪老亲自下厨请她吃一顿饭。其中一个菜就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是小萝卜最好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我还是用干贝烧的。”在这片文章《萝卜》中，还介绍了各地的萝卜：穿心萝卜、红萝卜、紫萝卜、青萝卜、心里美萝卜……以及萝卜的各种吃法。同样的文章还有《豆腐》，全都体现了汪曾祺对日常食材的喜爱和研究。
拒汪老的儿子回忆，还有一道经典菜就是改良版的大煮干丝，汪老自己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干丝》，干丝是淮扬菜系的代表，在扬州一带这其实不算是“菜”，不是下饭的而是佐茶的。“北京没有适于切干丝的豆腐干”，“不得已，以高碑店豆腐片代之，细切如扬州方干一样，但要选片薄而有韧性者”，文末汪老还点评说“我那道煮干丝自己也感觉不错，是用干贝吊得汤”。可见他对烹饪确实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算得上一个民间美食家。
文章中也特意记录了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和丈夫来家做客，汪老做了一大碗煮干丝招待，“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这是在手艺之外，体现汪老对“家乡胃”、对人情世故的敏感和细腻的观察，而这正是一个文人对世间情和事的理解。
02人间小疾苦
张爱玲写过：在最坏的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
汪老也是经历过最坏时候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日军的轰炸机飞来飞去，动不动就“跑警报”，时不时就死人。但这样的时刻在他看来，却是谈恋爱的好时机：“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为可以买炒松子，一边躲轰炸，一边大快朵颐。宽裕些时，就去集市的摊边吃白斩鸡，美其名曰“坐失良机”（坐食凉鸡），或是在街头酒馆要一壶酒、一碟猪头肉。
年，28岁的汪曾祺到了北京。在沈从文的帮助下，在历史博物馆做办事员，干着检查仓库这类无足轻重的事情。才华无处伸展，心中无限愁闷。晚上，“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他后来回忆道。
而这点热和光也用在了文革后接受调查中，一边苦闷的写交代材料，一边从美食里寻得一点安慰——“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
这种性格与微处是喂饱了他自己的肚子，放大了看也是他对待世间疾苦不公的态度。
沈从文对汪增祺是给予过厚望的，过去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沈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老这一生虽然早早展露才华，却几经耽搁，晚年才迎来爆发。又是近十年，才迎来出版盛况。他的笔下花鸟虫鱼、吃吃喝喝，寻常过起了随遇而安的生活，“随遇而安”并不算是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03人间小儿女
汪老虽然出名没有“趁早”，但是家庭和睦儿女双全。因为过于追求家庭平等相处的一个氛围，导致在汪曾祺的家里“平等相处”就意味着没大没小，谁都能批判他，他也不生气。
就算汪曾祺有文学家、美食家、画家等等一大串“高帽子”，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就是个普通父亲，又很少发脾气，所以在家就“受欺负”。
时间长了老头儿有时也会声张两句：“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乡时，他的大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拼音字母还没学完整，待学会后用拼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汪曾祺并没学过拼音，但是为了给孩子回信，自己现学了拼音，充分的尊重了孩子的感受。
汪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汪曾祺去劳改时，她才3岁，等回来时已经六七岁了，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欠，都六七岁了，还爱背着小女儿在大街上走。有时上同学家很晚才回来，那时也没有电话、手机，“他在家里等着着急，见小女儿回来了却又一句重话也没有。以至于汪朝有了自己的孙女，夸起自己的爸爸，让她孙女都羡慕不已。
别看汪曾祺是一代文学名家，对儿女也是真的爱护，可是他就从不培养孩子，几个孩子算是被放养长大的，从不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大儿子汪朗说真正有记忆的就是，小学毕业写作文和大学毕业论文指点了一下，汪朗笑着说：“虽然教的次数不多，但都帮在了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汪老说。当年，他的父亲汪菊生就是这样对待子女，和他们一起在田间嬉闹，放风筝，做西瓜灯。汪曾祺初恋时，父亲还给他出主意怎么写情书。看他学会了烟酒，每次就分他一份儿。
平和的家风就这样续了下来，汪曾祺对儿女们的事，大多也是“闻而不问”，相信他们的选择，一起分享“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平凡幸福。
一个人的童年是否幸福，真的或多或少决定了人生的际遇和选择。汪曾祺写的很多故事、食物，都关乎故乡高邮。他三岁丧母，笔下的高邮全部来自于19岁之前的记忆，在那里，他的父亲平和开明，继母温暖慈爱。还有家里的花园——“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没有人能超脱时代的限制，随遇而安不过是让他不至于被时代变故摧毁，用文字营造了一个精神的花园，自娱之余，也慰藉他人。正如沈从文给过汪曾祺一个很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冷嘲”。既是生活态度，也是写作准则，而他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