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人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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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LensWeLens收录于话题#“这就是人生”57个再过几天,到今年的5月16日,就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4年周年。他这一生,虽然很早展露才华,但生活几经波折,60岁之后才“突然”在文学界“大显身手”,而作品直到如今还在畅销着。人们也愿意把他称之为“生活家”。他笔下写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儿时故乡的高邮,求学生活过的昆明,磨难中仍存在的苦趣。吃吃喝喝,人情忆旧,才是生活最值得品味的东西。“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的一句名言。很多人至今仍旧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把生活的好玩之处写出来了,那种在最日常普通之事中获得乐趣的能力,恰恰是习惯忙碌、焦虑的现代人最匮乏的。他的一生里经历的并非全是美好,遭遇过很多坎坷,也有颠沛流离的时候。但即便是最艰难的时期,他也让自己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年3月5日—年5月16日)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作为文人中的美食行家,汪曾祺对美食的偏爱可谓是“肆无忌惮”的。他曾在《肉食者不鄙》中直接道出,“不热爱美食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只有懂吃、会吃的人,才能感受到活着的美好。”

出身江苏高邮的汪老,对家乡食物的喜爱尤为深切。冲炒米、泡焦屑,在蒲团上睡一夜就是浪漫主义的一夜。吃惯了蛋白柔嫩,蛋黄质细而多油的高邮咸鸭蛋,也瞧不上他乡的了。从咸菜茨菇汤到螺丝、虎头鲨,虽都是些家常菜,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满是家乡情怀。

年,汪曾祺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待就是7年,这让一个吃惯了甜口的江浙人,爱上了辣椒带来的味觉刺激。“我们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就算身处空袭警报频响的日子,汪曾祺也没有放弃过对食物的品鉴。如今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食物,也成了那时生活中的小慰藉。“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

汪曾祺走遍大江南北,对美食先品为快,吃完后还喜好品鉴对比,将其名称、做工、口味字里行间描述得精细。美食家的嘴,自然是挑剔的。北京是汪曾祺后半生定居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所以对北京的食物,汪老也有更“复杂”的情感。“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茶汤有什么好吃?有点糜子香,如此而已。有的在茶汤加了核桃仁、青梅、葡萄干、青红丝……称为“八宝茶汤”,也只有如此而已。北京人、天津人爱喝茶汤,我对他们的感情不能理解,只能说这是一种文化积淀。”“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儿的劈柴,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汪曾祺不仅会吃,在做吃上也颇有自己的讲究——想象力,爱琢磨,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而作为汪老的“闲书”,食谱也是需要翻翻的。

身为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先生家登门拜访。老乡到来,汪曾祺都会做上几道家乡的饭菜,这也是后来“汪氏家宴”的由来。“粗菜细做”,是制家常菜的不二法门,其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出名:“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汪曾祺的好手艺能“名声在外”,一方面是因为确有真材实料,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对菜肴选择的用心。有一次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他做菜,因为知道台湾没有小红水萝卜(只有白萝卜),他便在菜单中加了一道用干贝烧的烧小萝卜。做菜看对象,要做客人没有吃过的,才会觉得新鲜。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但想想看,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汪曾祺把这桩“意料之外的事情”留给了花草树木。从家乡高邮的花园开始,他就对草木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提到汪曾祺笔下的草木,没有人会忘记“栀子花”的“痛痛快快”:“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他是个会说故事的人,人间草木皆有性情,自有脾性。每一种花,他都爱,每一种花,他都乐于与其发生故事。“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我始终没有分清绣球花的小花到底是几瓣,只觉得是分不清瓣的一个大花球。我偶尔画绣球,也是以意为之地画了很多簇在一起的花瓣,哪一瓣属于哪一朵小花,不管它!”

除了草木,还有鱼虫。家人们说起汪曾祺,都打打闹闹地叫他“老头儿”,“老头儿”有颗童心,尤其放在对鱼虫的“研究”打趣上了。“蚂蚱飞起来会格格作响,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这种声音的。蚂蚱有鞘翅,鞘翅里有膜翅。膜翅是淡淡的桃红色的,很好看。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土蚂蚱”,身体粗短,方头,色黑如泥土,翅上有黑斑。这种蚂蚱,捉住它,它就吐出一泡褐色的口水,很讨厌。”“凡是复眼的昆虫,视觉都很灵敏。麻苍蝇也是复眼,你走近蜻蜓和麻苍蝇,还有一段距离,它就发现了,噌——飞了。我曾经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专研到深处,还是回到一个“吃”字——“叫蛐子是可以吃的。……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

这便是花花草草、鱼虫鼠鸟带给他的生机,“我不喜欢这种里面压着昆虫的人造琥珀”,“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人生如草木,得意时万物葱茏,失意时华枝凋零。汪曾祺的一生并非只有岁月静好,但他仍爱着世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曾经历过很颠沛的日子,最艰难的时期,长女汪明甚至严肃地要求他“不准自杀”,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有自己对生活的热忱。

经历过颠沛坎坷,才更喜欢平平淡淡。就算后来日子好了,汪曾祺仍然保持着原来那份性情。买菜做饭,观赏花草,这些日常小事被他品出“诗意”,这便是“生活气”最纯粹的样子。“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喜欢观察人。无论是北京人里起得最早的一拨遛鸟人,还是自家楼里有滋有味的大妈们,或是玉渊潭邂逅捡枸杞的老两口。他喜欢有人的生活,“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他的生活也离不开这样一个人,那便是妻子施松卿。动荡年代的爱情,大多贵在“陪伴”和“坚守”,聚少离多的日子并没有让他们分开,反而让彼此更加牵挂。“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汪曾祺有三个孩子,儿子汪朗、大女儿汪明和最小的女儿汪朝,但他家的生活其实很“随意”,这源于他的教育观念:“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我和老头儿开玩笑,家里有几口人,你就排在第几位。”这是汪朗经常在家中打趣的话。

年,汪曾祺与孙女汪卉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汪曾祺极少和儿女们一起坐下来讨论文学,汪朗从事媒体,汪明在大学外语系做教务,汪朝则是一名图片编辑,三人都未曾正式涉及过文学。谈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汪朝说,“要说文学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但他和任何人相处都很平等,很蔼然,这在我们的性情中,是长久存在的”。

年,汪曾祺的全家福面对生活,汪曾祺有的是悠然和洒脱,面对衰老和死亡,他写下过《七十书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尤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咸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年5月16日,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病逝去世,马上就是他离开的第24个年头,而他依旧在教着我们如何好好生活。原标题:《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阅读原文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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